根据气候变化影响和不确定性决策的减缓与适应

对关键脆弱性的关切以及有关什么是危险气候变化的概念将影响长期气候变化目标的决策，从而影响减缓路径。关键脆弱性遍布于不同的人群和自然系统，在不同程度的温度变化中都存在。更严格的稳定情景将实现更严格的气候目标，并使得触发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关键脆弱性的风险降低。如果采用气候敏感性^[12]的“最佳估值”，最严格的情景(稳定在445-490ppmCO₂当量)可能在平衡条件下把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限定为比工业化前高2-2.4℃，它要求排放在15年内达到峰值，到2050年时约为目前水平的50%。稳定在535-590ppmCO₂当量的情景可能把温度上升限定在比工业化前高2.8-3.2℃，稳定在 590-710ppmCO₂当量的情景可能把温度上升限定在比工业化前高3.2-4℃，它们分别要求排放在今后25年和55年内达到峰值(参见图TS.11)[3.3，3.5]。

图TS.11：图TS. 8中报告的稳定情景类别（彩色带），及其与高于工业化前的平衡条件下全球平均温度的关系[图3.38]。

注：中间的黑线—3℃“最佳估值”气候敏感性；顶部的红线—4.5℃气候敏感性可能范围的上限；底部的蓝线—2℃气候敏感性可能范围的下限。彩色阴影区表示与表TS2中第一类至第六类稳定情景相对应的大气中GHS稳定后的浓度范围。

较高的气候敏感性风险使得超过任何特定关键脆弱性阈值的概率增加。那些导致临时超过任何浓度上限的排放情景有可能在本世纪内引起较高的气候变化速率，以及使得超过关键脆弱性阈值的概率增加。旨在探索碳循环和气候反馈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上述浓度水平以及与之相关的特定排放情景的变暖可能被低估了。对于较高的气候敏感性，为达到同样的浓度水平，需要在初期就采取更加严格的减缓措施。

有关适当的减缓水平的决策是一个反复的风险管理过程，需要考虑在减缓和适应方面的投资、作出气候变化决策的共生效益，以及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损失。它是与有关可持续性、公平性和发展路径的决策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成本效益分析作为一个可用的工具，试图以货币计算方式对气候变化的损失进行量化(如碳的社会成本(SCC)或按时间贴现的损失)。由于在对非市场损失进行量化时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和困难，因此还很难对SCC作出具有信度的估算。结果取决于大量无法确切了解的规范性和经验性假设。根据对减缓成本和效益的综合分析得出的有限和初步分析结果表明，这些结果在数值上具有广泛的可比性，但尚无法明确地确定某个效益超过成本的排放路径或稳定水平。对不同减缓路径的经济成本和效益的综合评估表明，经济上的最佳减缓时机和水平依赖于假设的气候变化损失成本曲线的不确定形态和特征。

对这种依赖性举例说明如下：

• 如果气候变化损失成本曲线缓慢而有规律地上升，并且预期性好(及时适应的潜力增加)，则可以证明，推后减缓和欠严格减缓在经济上是合算的；
• 或与此相反，如果损失成本曲线急剧上升，或呈非线性趋势(例如，脆弱性阈值，或甚至出现小概率的灾难性事件)，则可以证明，提早减缓和更严格的减缓在经济上是合算的。(一致性高，证据量充分)[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