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5.2 适应与减缓的相互关联性

适应与减缓都有助于减小气候变化对自然和社会的风险。

然而，它们的影响因时因地而不同。减缓必会产生全球效益，不过由于在气候和生物物理系统中的时间滞后效应，这些减缓效益在21世纪中叶之前却很难显现出来[WGI AR4 SPM]。适应的效益主要是地方性乃至区域性的，但能够立即可见，尤其是如果这些适应措施还解决对目前气候条件的脆弱性[18.1.1, 18.5.2]。即便适应和减缓之间存在这些差异，气候政策不是要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之间做出选择。如果要解决对气候变化的关键脆弱性，那么适应就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最严格的减缓努力都无法避免气候在未来几十年的进一步变化。减缓是必要的，因为只依靠适应最终会导致气候变化的强度加大，只有付出很高的社会、环境和经济代价才可能有效适应气候变化[18.4, 18.6]。

通过减缓能够避免、减轻或延迟许多影响

目前已经完成了少量的针对多种未来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稳定情景的影响方面的评估。虽然这些研究并未充分考虑稳定浓度情景下气候预估结果的不确定性，但还是给出了不同减排额度下所避免的损失量或降低脆弱性和风险量方面的一些指示性结论 [2.4, T20.6]。

此外，目前可提供关于在气温上升范围内何时会产生上述影响的更为量化的信息。从而可以推断出与上述影响有关的全球气温升幅。表TS.3中，以若干可用的常项以及不同SRES情景下假设的排放趋势，说明了三个时期(21世纪20、50、80年代)全球气温的预计变化。表TS.3和TS.4说明了影响情况，此类影响在上述气温变化范围内或许可以避免。

适应和减缓的一揽子措施能够降低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

在未来几十年内，即使做出最迫切的减缓努力，也不能避免气候变化的进一步影响，这使得适应成为主要的措施，特别是应对近期的影响。从长远看，如果不采取减缓措施，气候变化可能会超出自然系统、人工管理的系统和人类系统的适应能力[20.7]。

这体现了一揽子或混合策略的价值，包括减缓、适应、技术发展(以提高适应和减缓能力)以及(在气候科学、影响、适应和减缓方面的)研究。这种一揽子策略能够把政策与激励手段以及从公民个体到国家政府和国际机构所采取的行动相结合[18.1, 18.5]。

框 TS.7. 印度对多重压力的适应能力

国家范围或国内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各不相同。以印度为例，气候变化和贸易自由化都在改变着农业生产的关系。有些农民能够适应这些不断变化的环境，包括离散事件，如干旱和商品价格的快速变化，但其他一些人未能适应。确定这两个过程对哪些领域具有不利影响，这是确定方案过程中和发现适应气候条件变化存在哪些制约因素过程中的第一步[17.3.2]。

图TS.17表示气候变化的区域脆弱性，它作为在气候变化风险下适应能力和气候敏感性的一个综合值进行衡量。图中阴影表示受到气候变化高脆弱性和贸易自由化高脆弱性双重影响的地区。此图的结果表明了位于印度-恒河平原(比哈尔邦除外)各地区以及南部和东部更高的适应弹性，在该国的内陆地区，尤其是比哈尔邦、拉贾斯坦邦、中央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安得拉邦、卡纳塔克邦，适应弹性较低[17.3.2]。

图TS.17. 按照(a)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和(b)与经济全球化相关的进口竞争力，印度排位最高的被视为具有双重风险的区域(阴影部分)。[17.2]

这些行动包括技术、体制和行为方案；采用经济和政策手段鼓励使用这些方案；研究和开发以减少不确定性，提高此类方案的效果[18.4.1, 18.4.2]。许多行动者参与实施这些在各空间尺度和机构开展的行动。减缓主要涉及能源、交通、工业、住宅、林业和农业等行业，而参与适应的行动者代表各行各业的利益，包括农业、旅游和娱乐、人类健康、供水、海岸管理、城市规划和自然保护[18.5, 18.6]。

提高适应能力的途径之一就是把气候变化影响纳入到发展规划中予以通盘考虑[18.7]，如通过以下方式：

• 把适应措施包括在土地利用规划和基础设施设计中[17.2]；
• 把减少脆弱性的措施融入现有的降低灾害风险策略[17.2, 20.8]。

在一系列不同层面上做出适应和减缓对策

这些层面包括各家庭和农场、私营公司和国家计划部门。有效的减缓需要全球主要温室气体排放主体的合作，而大部分适应措施是在地方和国家层面采取。减缓的效益是全球性的，不过其成本和附加效益的提高则是地方性的。适应产生的成本和效益大都在地方积累[18.1.1, 18.4.2]。因此，减缓主要受国际协议和随后的国家公共政策驱动。而大部分适应措施则由受影响实体的私人行动和受影响社会的公共安排驱动[18.1.1, 18.6.1]。

适应和减缓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可存在于每一个决策层面

适应行动会有(通常是无意的)有利或不利的减缓影响，而减缓行动会有(通常也是无意的)有利或不利的适应影响[18.4.2, 18.5.2]。不利减缓影响的一个适应行动示例是使用空调(如果用化石燃料提供能源)。有利适应影响的一个减缓行动示例是在退化坡地植树造林，这不仅能够实现碳的固化，而且还能控制土壤流失。适应和减缓之间这种协同作用的其它示例包括农村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电气化、城市植树减少热岛效应、农林复合系统的发展[18.52]。

分析适应和减缓之间相互作用关系也许能揭示促进有效实施适应和减缓行动的方法。

建立适应和减缓之间的协同作用能够提高各项行动的成本效益，使之更能吸引潜在的资助方和其他决策者(见表TS.7)。然而，协同作用不能保证在寻求降低气候变化风险时，以最有效的方式使用资金。此外，如果把建立协同作用作为决策的一个主要标准，无协同效应的关键行动也许会被忽略[18.6.1]。在有些行业存在着协同作用的机会(如，农业、林业、建筑业和城市基础设施)，但在其它许多与气候相关的行业，协同作用的机会却相当有限[18.5.2]。概念信息和经验信息明确考虑了适应和减缓，因此若缺少这两种信息，则很难评估气候政策的必要性及其协同作用的潜力[18.7]。

关于权衡立即见效的局地适应效益和长期全球减缓效益之间的决策需要掌握有关随着时间变化的行动成本和效益的信息。

例如，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对适应的投入是否能为减缓赢得时间。全球综合评估模式提供了高度综合层面的相对的成本和效益的大概估值。适应与减缓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在更细的分析和实施层面变得很明显[18.4.2]。这种复杂性，包括适应和减缓运行的不同时间、空间尺度和机构范围，而且适应和减缓涉及具有不同利益、不同效益、不同信念、不同价值体系和所有权的不同行动者，这给在局地以上尺度实际权衡的落实提出了挑战。尤其是适应和减缓的“最优混合”这个概念会遇到问题，因为这个概念通常假定适应和减缓是零和收支，并假设有可能抓住了现在和未来所有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一些个别利益并纳入总福祉综合指标进行衡量[18.4.2，18.6.1]。

人的适应和减缓能力受由相似因子驱动。

这些因子体现了广义的响应能力，该能力能够在适应或减缓服务的过程中动员起来。而响应能力反之则取决于社会发展路径。因此通过坚持可持续发展路径加强社会响应能力是促进适应和减缓的一种方式[18.3]。这将促进这两种方案的有效落实，并使其成为行业规划和发展的主流。如果要全面地坚持气候政策和可持续发展，那么这不仅对于评估用于实现两者目标的具体政策方案很重要，而且对于探索作为这些方案基础的响应能力的决策因素也很重要，因为它们涉及到对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途径的支撑作用[18.3，1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