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温室气体的排放趋势
2. 自工业化时代以来,全球温室气体(GHG)排放已增加，其中1970至2004年期间增加70%(一致性高，证据量充分)1
- 自工业化时代以来，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GHG排放增加已导致大气GHG浓度显著增加 [1.3; 第一工作组的决策者摘要]。
- 在1970年至2004年间，按全球变暖潜势(GWP)加权平均的CO2、CH4、N2O、HFC、PFC和 SF6的排放量已增加了70%(在1990年和2004年间增加了24%)，二氧化碳当量(十亿吨CO2当量)(图SPM.1)。上述各类气体的排放以不同的速率增加。在1970年至2004年间，CO2的排放增加了大约80%(在1990年-2004年间增加了28%)，在2004年，CO2的排放占人为GHG总排放的77%。
- 在1970至2004年间，全球GHG排放的最大增长来自能源行业(增长了145%)。在此期间，源自交通运输的直接排放增长了120%，工业的直接排放增长了65%，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 的直接排放增长了40%。在1970至1990年间，源自农业的直接排放增长了27%，源自建筑物的直接排放增长了26%，后者大致保持在1990年的增长水平上。然而，建筑行业具有高用电量，因此建筑行业的直接和间接总排放(75%)比直接排放大得多[1.3，6.1，11.3，图1.1和1.3]。
- 在1990至2004年期间，全球能源强度增加给全球排放造成的影响(-33%)一直小于全球收入增长(77%)和全球人口增长(69%)的综合影响；二者均为造成与能源相关的CO2排放增加的驱动因子(图SPM.2)[1.3]。在2000年之后，能源供应的碳强度呈长期下降趋势出现了逆转。国家间的人均收入、人均排放和能源强度的差异依然显著(图SPM. 3)。2004年，占世界人口20%的UNFCCC附件一国家按等价购买力方法(GDPppp)计算其产值占世界国内总产值的57%，并占全球GHG总排放的46%(图SPM.3)[1.3]。
- 《蒙特利尔议定书》控制的臭氧损耗物质(ODS)作为GHG气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显著减少。截止到2004年，这类气体的排放大约占1990年水平的20% [1.3]。
- 一系列政策，包括有关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已经在某些行业和许多国家有效地减少了GHG的排放。但是，减排幅度仍不足以抵消全球排放的增长[1.3, 12.2]。
3. 沿续现行的气候减缓政策和相关的可持续发展做法，未来几十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将继续增加。(一致性高，证据量充分)
- 根据SRES(非减缓)情景，预估在2000-2030年期间全球基线GHG排放量将增加，增幅区间为97亿吨CO2当量至367亿吨CO2当量(25-90%)(框SPM.1和图SPM.4)。在上述各情景中，预估到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化石燃料仍在全球混合能源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因此，预估在2000至2030年间能源利用过程中的CO2排放量将在这一期间增加40-110%。预估在能源CO2排放增量的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将来自非附件一区域，预估到2030年这些区域的人均能源CO2排放(2.8-5.1 吨CO2/人均)在可持续性方面仍处在低于附件一区域的人均排放水平(9.6-15.1吨CO2/人均)。根据SRES情景，预估附件一国家的经济的人均CO2排放量将有偏低的每GDP单位能源利用率(6.2-9.9 MJ/美元GDP)，低于非附件一区域的能源利用率(11.0-21.6 MJ/美元GDP)。[1.3，3.2]
4. 自SRES以来公布的基线排放情景大体上能够与排放情景特别报告(SRES)提出的各基线情景(2001年为250-1350亿吨CO2当量/年, 见图 SPM. 4) 相比。(一致性高，证据量充分)
- 自SRES以来的研究使用了一些排放驱动因子的较低值，尤其是人口预估值。然而，对于那些已包括新的人口预估的研究，其它驱动因子的变化，如经济增长等，引起总体排放水平的变化不大。在SRES以后的基线情景中，到2030年，对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经济增长的预估低于SRES的预估幅度，但是这仅对全球经济增长和总体排放产生一些小的影响。[3.2]
- 气溶胶排放和气溶胶前体物的排放具有冷却效 应，预估这些排放将低于SRES报告排放水平。[3.2]
- 已有的研究表明：对于GDP(MER或PPP)，换算率的选择并不明显地影响已预估的排放，但只要使用一致的算法。与对其它参数的假定所造成的不确定性相比，即便存在差异，差异也不大，如技术变化。[3.2]
框SPM.1: IPCC排放情景特别报告(SRES)中的排放情景
A1：A1情景族描述了这样一个未来世界：经济增长非常快，全球人口数量峰值出现在本世纪中叶并随后下降，新的更高效的技术被迅速引进。主要特征是：地区间的趋同、能力建设、以及不断扩大的文化和社会的相互影响，同时伴随着地域间人均收入差距的实质性缩小。A1情景族进一步化分为3组情景，分别描述了能源系统中技术变化的不同方向。以技术重点来区分，这3种A1情景组分别代表着化石燃料密集型(A1FI)、非化石燃料能源(A1T)、以及各种能源之间的平衡(A1B)(平衡在这里定义为：在所有能源的供应和终端利用技术平行发展的假定下，不过分依赖于某种特定能源)。
A2：A2情景族描述了一个很不均衡的世界。主要特征是：自给自足，保持当地特色。各地域间生产力方式的趋同异常缓慢，导致人口持续增长。经济发展主要面向区域，人均经济增长和技术变化是不连续的，低于其它情景的发展速度。
B1：B1情景族描述了一个趋同的世界：全球人口数量与A1情景族相同，峰值也出现在本世纪中叶并随后下降。所不同的是，经济结构向服务和信息经济方向迅速调整，伴之以材料密集程度的下降，以及清洁和资源高效技术的引进。其重点放在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公平性的提高，但不采取额外的气候政策干预。
B2：B2情景族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局地解决方案。在这个世界中，全球人口数量以低于A2情景族的增长率持续增长，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与B1和A1情景族相比技术变化速度较为缓慢且更加多样化。尽管该情景也致力于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但着重点放在局地和地域层面。
对于A1B、A1FI、A1T、A2、B1和B2这6组情景，各自选择了一种情景作为解释性情景，所有的情景均应被同等对待。
SRES情景不包括额外的气候政策干预，这意味着不包括明确假定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或《京都议定书》排放目标的各种情景。
本框概述了引自“第三次评估报告”的SRES各种情景并经专门委员会逐行批准。
框SPM.2：减缓潜力和分析方法
已经形成了“减缓潜力”的概念，以评估相对于排放基线准所能够实现GHG减排的尺度，它建立在一个给定的碳价水平上(碳价用已避免或减少二氧化碳当量排放的单位成本表示)。减缓潜力按“市场潜力”和“经济潜力”作进一步的区分。
市场潜力是基于私人成本和私人贴现率的减缓潜力，可预期这一潜力在预测的市场条件下发生，包括当前已出台到位的政策和措施，同时注意到某些障碍限制了实际的碳吸收 [2.4]。
(框 SPM.2 接上页)
经济潜力是考虑了社会成本、效益和社会贴现率的减缓潜力，它假定市场效率因采取的政策和措施而得到改善，障碍得到清除 [2.4]。
关于市场潜力的研究能够用来向决策者通报在现有政策和障碍下的减缓潜力信息，而关于经济潜力的研究则表明：如果妥善的新补充政策落实到位，以清除各种障碍并包括社会成本和效益，那么可以实现什么目标。因此，经济潜力一般大于市场潜力。
减缓潜力的估算使用不同类型的方法。有两大类 —“自下而上” 和 “自上而下”的方法，这两种方法主要用于评估经济潜力。
自下而上的研究是基于对减缓方案的评估，突出强调具体的技术和规定。自下而上的研究一般是针对行业的研究，这类研究将宏观经济视为不变。正如在第三次评估报告中，将各个行业估算进行综合累计，为这类评估提供一个有关总体减缓潜力的估算。
自上而下的研究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评估各减缓方案的潜力。自上而下的研究使用全球一致的框架和有关减缓方案的综合信息，并抓住宏观经济反馈和市场反馈。
自从第三次评估报告以来，自下而上模式和自上而下模式变得愈加类同，因为自上而下的模式均融入了更多的有关技术减缓方案的信息，而自下而上的模式均纳入了更多的宏观经济反馈和市场反馈信息，以及将障碍分析融入其模式结构。自下而上的研究对于某一行业层面的各特定政策方案的评估尤为适用，例如提高能效的方案，而自上而下的研究则适用于评估跨行业的和整体经济范围的气候变化政策，如：各项碳税和稳定排放的政策。然而，当前关于经济潜力的自下而上的研究和自上而下的研究在考虑生活方式的选择方面以及在囊括所有外部因子(如局地空气污染)等方面均存在局限性。在某些区域、国家、行业、气体、和障碍方面，这两类研究的代表性仍有局限性。预估的减缓成本中尚未考虑避免气候变化的潜在效益。
框SPM.3：研究中关于减缓组合和宏观经济成本的假设
在本报告中，对关于减缓组合和宏观经济成本的各项研究的评估基于自上而下的模拟。大多数模式使用总体最低成本方法对待各种减缓组合，并采纳普遍的排放交易，假定市场是透明的，无交易成本，因此假定在整个21世纪期间各项减缓措施的实施是完善的。给出了某个特定时间点上的各项成本。
若不考虑某些地区、行业（如土地利用）、方案或气体，总体模拟结果则显示成本将增加。随着各基线的降低，随着碳税的收入和拍卖许可证的收入的启用，并且如果包括了由此引发的技术学习，总体模拟结果显示成本则将降低。这些模式并未考虑气候效益，一般也未考虑各项减缓措施的共生效益，或公平性问题。
框SPM.4：模拟引起的技术变化
相关文献表明政策和措施可引发技术变化。在引发的技术变化基础上建立的各种方法应用于稳定研究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是，仍存在一些概念性问题。在采用这些方法的模式中，实现某个给定的稳定水平所需的预估成本有所下降，稳定水平愈低，成本降幅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