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适应和减缓选择方案^[14]

已有一系列适应选择方案，但为降低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还需要采取比当前更为广泛的适应措施。目前还存在着某些障碍、限制和成本，但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认识。{4.2}

社会在管理天气和气候事件方面有长期的记录。尽管如此，无论未来20－30年期间的减缓规模如何，仍需要采取额外的适应措施，以减少预估的气候变化和气候变率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另外，其它压力能够加剧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例如，这些压力来自诸如当前的气候灾害、贫困和资源获取上的不公平、粮食不安全、经济全球化趋势、冲突以及如艾滋病等疾病的发生。{4.2}

一些有限的但有计划的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已经正在出现。尤其是当把适应措施融入更广泛的行业活动时，减缓措施能够降低脆弱性(表SPM.4)。具有高可信度的是，一些可行的适应方案在某些行业能够以低成本和/或高效益－成本比的方式实施。但是，针对全球适应成本和效益的综合估算仍然有限。{4.2,表4.1}

适应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内在的联系，但各社会之间和社会内部的分布不均衡。{4.2}

一系列的障碍限制了适应措施的实施和成效。适应能力是动态的，并受社会生产基础的影响，其中包括自然和人为资本资产、社会网络和权利、人力资本和机构、管理、国民收入、卫生和技术。甚至一些具有高适应能力的社会对气候变化、变率和极端事件依然脆弱。{4.2}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研究均表明，具有高一致性和充分证据的是，在未来几十年对减缓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有着相当大的经济潜力，这一潜力能够抵销预估的全球排放的增长或将排放降至当前水平以下(图SPM.9, SPM.10)^[15]。同时，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研究在全球层面是一致的(图SPM.9)，在行业层面却存在很大的差异。{4.3}

2030年全球经济减缓潜力与预估增加的排放量的对比

图SPM.9. 2030年全球经济减缓潜力：根据自下而上研究估算(图a)和根据自上而下研究估算(图b)，在SRES情景下，相对于2000年408亿吨CO₂当量温室气体排放量预估的排放增量(图c)。注：200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包括伐木和毁林后地表残留生物质以及干泥炭燃烧和无水泥炭土壤的排放量，以确保与SRES排放结果一致。{图4.1}

根据自下而上的研究按行业估算的2030年经济减缓潜力

图SPM.10. 按行业评估所设定的各自基线的基础上，根据自下而上研究按行业估算的2030年经济减缓潜力。这些潜力不包括非技术选择方案，如：生活方式的转变等。{图4.2}

注:

a) 按每个行业评估的全球经济潜力范围，见各纵栏。这些范围按排放量的终端分配计算，意指按终端行业计算用电所产生的排放，而并非按能源供应行业计算排放。

b) 潜力估算受到现有研究数量的限制，特别是有关高碳价位的研究数量。

c) 各行业使用了不同的基线。工业采用了SRES B2基线，能源供应和交通运输采用了世界能源展望(WEO)2004基线；建筑业采用了基于SRES B2和A1B之间的基线；对于废弃物，利用SRES A1B驱动力来设立一个特定的废弃物基线，农业和林业采用主要以B2为驱动力的基线。

d) 只显示了交通运输的全球总量，因为包括了国际航空业。

e) 未包括的类别为：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中的非CO₂排放，一部分材料效率选择方案，能源供应中的热力生产和热电联产，重型机动车，船运和高承载客运，建筑物的主要高成本选择方案，污水处理，煤矿和煤气管道减排，能源供应和交通运输中的含氟气体。这些排放导致总经济潜力被低估了大约10-15%。

没有任何一项单一的技术能够实现任何行业的全部减缓潜力。只有出台适当的政策并清除各种障碍，才能实现普遍比市场减缓潜力更大的经济减缓潜力(表SPM.5){4.3}。

自下而上的研究结果表明，具备净负成本的减缓机遇具有减排潜力，到2030年减排潜力大约为60亿吨CO₂当量/年，实现上述减排需要克服实施过程中的各种障碍。{4.3}

由于能源厂和其它基础设施的资本金的使用期长，因此未来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决策将对温室气体的排放产生长期影响，预计从2005年至2030年间投资将至少达到20万亿美元^[16]。即便对低碳技术的早期投资变得具有吸引力，但是低碳技术的普遍推广也可能需要几十年。初步估算显示，到2030年若全球与能源有关的CO₂排放降至2005年的水平，尽管所需的净额外投资的可能区间为从可忽略不计到5-10%，仍需要投资方式发生大的转变。{4.3}

已有一系列政策和手段可供政府用于制定旨在鼓励采取减缓行动的激励措施。这些政策和手段的可适用性取决于国内和行业的环境(表SPM.5)。{4.3}

激励措施包括将各项气候政策融入更广泛的发展政策、规章制度和标准、税费、可交易许可证、财政激励、自愿协议、信息手段、以及研究、开发和示范(RD&D)。{4.3}

一个有效的碳价信号能使所有行业实现显著的减缓潜力。模拟研究显示，到2030年升至20-80美元/吨CO₂当量的全球碳价与2100年浓度稳定在550ppm CO₂当量左右的水平相一致。针对同一稳定水平，在2030年引发的技术变化也许使碳价降至5-65美元/吨CO₂当量^[17]。{4.3}

有很高一致性和充分证据表明：减缓行动能够产生近期的共生效益(例如，降低空气污染从而提高了健康水平)，这些效益可抵消相当一部分减缓成本。{4.3}

有很高一致性和中等证据量表明：虽然碳泄漏的规模仍未确定^[18]，但是附件一国家采取的行动也许会对全球经济和全球排放产生影响。{4.3}

正如《第三次评估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可以预计在减缓政策出台后，化石燃料出口国(包括附件一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会使需求下降，价格降低，并使GDP增长放缓。这种溢出效应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决策有关的各种假设和石油市场形势的条件。{4.3}

还有高一致性和中等证据量表明：生活方式、行为和管理做法的转变能够为所有行业的气候变化减缓做出贡献。{4.3}

有许多通过国际合作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选择方案。有高一致性和充分证据表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建立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促进了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出台，创建了全球碳市场和新的体制机制，这为未来的减缓努力奠定了基础。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和在其它国际计划下解决适应问题方面也取得了进展。{4.5}

更大的合作努力和市场机制的扩展将有助于降低为实现某个特定的减缓水平所需的总成本，或将提高改善环境的成效。这些努力可包括多种要素，如：排放目标、行业行动、本地行动、国内行动和区域行动、研发和示范计划、采取共同政策、落实面向发展的行动；或扩大融资手段。{4.5}

在一些行业中，能够通过实施气候应对选择方案而实现协同作用并避免与可持续发展的其它方面发生冲突。关于宏观经济和其它非气候政策的决定能够对排放、适应能力和脆弱性产生显著的影响。{4.4, 5.8}

使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这能够提高减缓和适应能力，并能够减少排放，降低脆弱性，但是在实施方面可能存在各种障碍。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很可能会放慢可持续发展的速度。在未来半个世纪中的气候变化可能阻碍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5.8}